大象新闻年终策划——追光2023

如有欧洲学者指出，补强往往是安全准用争议证据的关键因素，然而，补强本身却存在着诸多疑问：首先，哪些证据可以服务于补强的目的？这个问题在欧洲人法院的判例法中并无定论。

4.中国共产党在紧急治理中发挥着领导作用。（4）至于紧急权主体做出紧急决断和执行紧急措施的内容，则应基于常态时期培育的社会信任，让国家机关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

3）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任何人还要执意坚持追究出现一切政策偏差的责任，不是欠缺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也就是说，此时决策者应当免责。在维持一部法律的合宪性或对普通法原则进行裁判时，它才进行权衡。本次新冠疫情应对措施上的国别差异，就体现了这种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力。一旦从常态转入非常态，这些作为社会演化成就的信任机制，就可以相互支撑，共克时艰。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此时，成本/收益经济分析，或者比例原则的最小侵害原则，无从依附。托伊布纳认为，当代中国虽然有自己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独特政治结构和传统文化，但是中国社会也已经迈入了功能分化的演化轨道。鉴于最高法院极少要求下级法院严格遵守孤证不能定罪原则，该原则实际效用不足，加之从控诉的角度看不利于打击犯罪，有的学者建议修改法律废除此项规定。

11 世纪前后，欧洲掀起了罗马法复兴运动。而且图示法中以不同符号表示不同的证据关系，既可以发现证据构造中的证据印证，又可以展示其间的矛盾，还可以说明证据间的作用方向（一证据对另一证据的佐证或两个以上证据的相互印证等），这样就使笼统的印证与不印证（矛盾）的分析得到具体的展开，从而促进了分析的精密，而且在科技发展及智能化条件下，还为电子化辅助证据分析手段的发展，以及进而实现人工智能辅助证据分析创造了条件。此外，此人眼睛发红，口腔有怪味。此时法庭的认定重点不在于补强证据的可靠性，而是该证据如何支持了证人证言。

这种依案件时序的证据印证分析，与围绕构成要件进行的证据构造中印证分析，显然又有不同适用条件和分析方法，促使证据印证分析能适应不同案件证据分析需要而具有多样性并促进其细致化。（4）陈述者是对哪一方或哪几方做出陈述。

由于同样的故事在这个机场已经多次发生，使得警方往往从一个假设开始，寻找证据来证明这个故事。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罗马法一般禁止孤证定罪的传统，以及具有某种整体主义特征的证明方式与原则，对两个以上证据信息一致性的要求甚至更高。表现之二，印证证明既适用于证明力判断，也适用于证据能力判断。如两人以上的证言更可靠，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优于有利害关系人的证言，口供需要究其细节以获得验证和补强，间接证据需结合其他证据印证等等，正是社会经验和司法经验的总结，因此亦有其理性基础。

印证证明比较研究的几点启示 通过以上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两大法系国家对印证证明方法的运用，既有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其间体现从不同路径对证据理性和证明准确性的追求。图示法具有严谨性，而概要法则便于使用。然而，自由心证也是在特定的背景（concrete or circumstantial context）之下推演，必然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制约。所谓证据补强，是指对单一证据（主要指人证）可能不可靠时采取的预防性证据法措施，即由法律明确规定某一特殊类型案件中，单一证据不足以认为证据充分，而需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如南非1977年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可依据单一证人的证据定罪，即被告人可依据任何有资格的证人的单一证据被定罪。因此单一证据定案在有的文献中被认为是陪审团审判的一般法律原则。

对证言品质的分析主要依赖既往司法心理学研究对可靠证言具备的基本特征的总结，即逻辑一致性、非受控性表达（ungesteuerte Darstellung，与之相对应的是时序性表达：chronologischen Darstellung）、以及细节丰富性。我们不应当因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运用出现弊端，而否定其极为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和制度意义。

如科恩在解释Corroboration所称：当两位证人都证明——彼此独立地——同一命题为真，最简单的证言性补强就产生了。如证人看到被告人手拿带血凶器从犯罪地点走出，是一种直接推论，可以构成二分之一的证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在一对一证言矛盾情况下，裁判者必须对案件的证据进行总体评价，考察各种可能影响裁判的情况，并将其纳入心证结论的形成过程中。这意味着裁判者（decision makers ）并不主要对证据的各个要素进行区别（distinguish），也不是主要关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矛盾。最高法院认为，孤证不能定罪原则应当适用于指控和法庭对于事实的整体认定。然而，该案的初审判决中，初审法院未能给出支撑四名警察证言形式专业，符合事实，且内容通畅，相互之间不存在矛盾这一评价的细节性理由。

证据构造分析，在英美证据分析理论中，主要有概要法与图示法。因此，在一般的刑事审判中，证据契合，可能系影响陪审员心证成立诸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采用原子模式分析证据的证据法学者，虽然注重常识、经验和归纳方法在司法证明中的应用，却对证明主体的心理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疏于关注。因为他飞来的机票好像是别人给买的，此人只打算在荷兰停留两天，然后会飞回出发地。

另一方面，陪审团不必相信作证证人的证词，即使该证词没有同其他证据相矛盾，也未被交叉询问所撼动。即如威格摩尔所称，很少提及这一原则并不影响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用。

（2）陈述者做出该陈述的动机，他是否存在一个说谎的理由。二是可依据定案，即确认案件主要事实（何人犯何罪的事实）的人证，主要指普通证人证言。（3）询问时是否使用引导性问题，从而产生暗示性，以及——（4）陈述者是否撤回其陈述或者再次肯定其陈述等。不过，目前在缺乏印证的情况下认定事实，仍然处于实践应用而不便言说之中，尚缺乏有效的规制和指导。

相反，我们应该将证据群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完全形态或布局来加以考察，并用一种与分析方法背道而驰的方式来对其整体证明力或可信性加以评估。但佐证性补强，则不属于印证范畴。

这无疑也是强调了证据的契合，尤其是案件事实细节上的印证，在事实认定上的重要意义。应当说明，英美证据构造分析及归纳推理的运用，与培根提出，并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继承和发展的求同法（契合法）、求异法、共变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文发表于《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高等法院对这一评价无法信服。

取而代之的是以某个故事或某种叙述作为出发点，审查现有证据支持该故事或与该故事相矛盾的程度。一是整体主义对心理确信的依赖较强。可以对陈述者进行交叉询问。而以逻辑性为基础，梳理思维方式，归纳形成证据分析方法，任何时候只能是一种辅助性证据分析和审查的手段。

可见，在司法实践中，陪审员对故事版本的判断通常要取决于证据与证据、证据与事实、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协调一致。根据这一规则，如果未经法庭当庭质证的传闻证言，是定罪的唯一或决定性根据，那么对传闻证言的准用必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6条1款对公正审判权的规定，以及6条3款（d）就对质询问权的规定。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虽然证人在回答上述询问时，有可能直接透露自身处于证人保护之中或者间接提及自己接受的保护措施等情况，但是不能因此就赋予证人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自由心证（intime conviction）显然是在欧洲法背景之下的一个特有概念，又可分解为自由评价和内心确信两项证明力判断原则。

但在语用实践中，Corroboration和印证有一定的共同性。印证主义是排斥单一证据定案的，但在正当法律程序约束下，即使运用国家能力，搜集到并可供应用的证据资源也是有限的。